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公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短短一个星期里，海南房价一路飙升，个别楼盘每天上涨约1000元/平方米，甚至还出现了一天几个价的高温行情。

　　实际上，早在2009年11月海南将建国际旅游岛的消息传开之前，海南楼市就已经开始了升温，只不过，涨价并不惊人。但接下来涨价速度就要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了，量价齐升的状态开始席卷全岛。一场久违了18年的地产热从海口、三亚开始，烧到了周边的市县。

在三峡工程趋于全面完工之际，南都记者深入三峡库区现场，发现十多年来那里正在经历的变化。

三峡从来就是地质灾害高发带。兴建三峡水库，大规模的开山破土又加剧了地质破碎。除了产生新滑坡，还有大量老滑坡被激活。库区新县城，大多成为了滑坡高发区，而大量的裂缝爬上了学校和居民的楼宇……一场艰巨的战斗正在进行，国家已投入上百亿资金治理地质灾害，但，险境和考验仍在继续。一切都未“完工”。

事情的起因是某网络组织的一次关于春晚的民意调查，在可以回溯到的录像里，一位30出头的男性网友略带激动地说：“你们应该注意到80后的需求，我们80后现在开始怀旧了，我们想看到小虎队！”在街头随机调查中，几乎所有25到40岁之间的被访者都能比较完整地哼出小虎队的歌曲，而这个年龄段是收视、舆论以及消费的中坚力量。

据中新网《春晚舞台上你最期待谁的节目》网友票选调查显示，小虎队的吸引力，超过赵本山、小沈阳，以及复出的王菲，获得38.6%的支持率，稳居第一；本山大叔得票29.9%；王菲支持率是16.3%，微博网友热议“小虎队”的话题多达7000个。

然而当立法会大楼内正准备投票之际，大楼外包括绝食120小时的千名抗议群众已开始蠕动，示威中心稍作讨论即以微博和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出决策，10分钟后，近百名年轻抗议者列队以苦行方式，游行围绕立法会大楼，表达不满态度，途中遭到警方封路并被隔开两截，最终出现了示威者与警员隔着铁马推撞、警员以胡椒喷雾予以阻止的激烈冲突镜头，而有关官员和支持高铁拨款方案的所谓“建制派”议员，也要在警员团团保护下，才敢离开立法会大楼。

　　岳村原为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民警，1996年12月，身为警员的岳村以“入干股”的形式经营重庆市南岸区某影视城，为扩张势力、非法聚敛资金，通过招募保安，并使用暴力、威胁手段，逐渐形成非法势力范围。

　　2001年后，岳村以自己或他人名义先后成立了邦德公司、银德公司、东银典当公司等十余家公司，长时间、大规模吸收存款和发放“高利贷”，从事法律禁止的调查公民个人隐私、代人追讨债务、婚外情调查等违法犯罪活动,其组织被坊间称为“地下007”。

记者于1月30日上午11点左右来到乌鲁木齐火车站，虽然客流量比以往增多，但旅客们秩序井然的选择进站口。今年，乌鲁木齐铁路局早已于1月22日提前启动春运各项工作，确保春运期间旅客按时返乡。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售票大厅，记者看到大厅内售票窗口全部打开，正在购票返乡的旅客张兵告诉记者：“我已经排了一会队了，秩序很好，旁边还有铁路民警在执勤，每个人都按着顺序依次买票。”

　　虽然专家们对以列举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范围基本无异议，但公共利益的具体范畴却备受争议，与会的3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多年代理拆迁案件的律师，都认为建议稿中公共利益的规定差强人意，一天的讨论下来，专家们仍然无法达成共识。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教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理性的公共利益界定模式是：法规列举＋民主程序＋司法程序。

2008年12月30日，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一审开庭。检察机关指控，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在接受重庆涉黑案犯罪嫌疑人龚刚模的委托后，三次会见龚，“诱导、唆使龚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等供述，为使供述得到法院采信，李庄还引诱证人作伪证”。检察机关认为，李庄的行为构成伪造证据等。

“第四十条”【具体内容】让商业拆迁混入了“征用条例”，对整个“征求意见稿”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建议删除这一条，让“征用条例”所规定的“公共利益”更加纯粹。

毋庸讳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用和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无论在公共利益的认定，还是在搬迁程序、补偿的市场化定价等核心问题的制度设计上，相比《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都是历史性的进步。就制度的演进而言，征求意见稿与其说是对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毋宁说是依据《宪法》和《物权法》，起草的一部全新的国家征收条例。

提出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支持农民建房扩内需，大幅提高家电下乡产品限价

昨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国家连续第7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2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意见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是其最大亮点。

文件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强化近年来“三农”工作的好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原则和措施：